【中国这十年·焦点面对面】中国人的“文化获得感”从何而来？******
中新社北京10月15日电 题：中国人的“文化获得感”从何而来？
——专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颐武
中新社记者 王诗尧
北京冬奥会上，倾注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二十四节气”倒计时创意惊艳世界；节假日里，身穿汉服的年轻人们洋溢着笑脸，为街头增添一抹亮色；网络直播间中，“乡土艺术家”透过一部手机将家乡的非遗绝活，向千里之外的网友展示着……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十年间人们以古为新，将中国传统文化精粹不断融入新时代的发展潮流，实现了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带给国人源源不断的文化获得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颐武日前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时说，近年来的“考古热”“博物馆热”“非遗热”“诗词热”，都是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标识，让年轻人对中华文化产生更深入了解的冲动，满足自己与民族历史亲密接触的强烈愿望。
十年间，国家对文化事业始终高度重视，并提供大量支持，向中国民众分享文化发展成果，为人们能够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素质提供良好条件。
十年来，中国新增15项世界遗产，6个项目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名录、名册，6项文献遗产列入《世界记忆名录》，15处地质公园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网络。
张颐武指出，近十年来，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提升非常显著，包括传统文化精神深入人心，更具凝聚力和向心力，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增强等。
过去十年间，随着新国潮的兴起发展，年轻人与传统文化的联系愈加紧密。故宫变身为新晋网红打卡地，文具、食品、服饰等文创产品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追捧，传统戏曲通过互联网的传播焕发了新机……
资料图：故宫博物院内太和殿与水中倒影形成“镜像”。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在张颐武看来，“新国潮”为文化提供新的可能性，最终也会成为优质的文化资源。他强调：“国潮的发展正在方兴未艾阶段。国潮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下来的宝贵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变成新时代的新东西，也就是以古为新。这样，我们民族的深厚根基才能够不断在老干上开新枝。”
十年来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更大大提升了国人的文化自信。“中文热”席卷全球，努力学说中文的海外学子遍布世界各地。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阅读中文小说、观看中国影视剧等，他们学习热情高涨，令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的受众群体持续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发展的成就不仅仅局限于城市之中，而是在十年间遍及城乡。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谈及乡村文明之于中华文明的特殊意义。他指出，“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向乡村延伸，扩大乡村文化惠民工程覆盖面。不论是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还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文化都具有引领作用。文化之于广大乡村，既有产业以及物质层面的帮扶和支持，亦有精神上的赋能。
“乡村振兴与文化发展是互相扶持、互相支撑的关系。乡村振兴让中国农村焕发活力，让我们的乡愁有归宿；而弘扬中华文化精神的同时，乡村经济也得到了发展。”张颐武如是说。(完)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颐武(右)日前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华文化奠定了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基石。您认为国人的文化自信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十年来又有哪些提升？
张颐武：中华文化既开放又能保持主体性，是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家园，也是文化传承积淀、提供民族主心骨的力量。
近十年来，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提升有非常重大的进展，包括传统文化精神深入人心，更具凝聚力和向心力，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增强等。
这些年来，我们经历了建党百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抗战胜利70周年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些都提振了中国人的自信心、凝聚力，加深了对中华文化的尊重、关爱。每个中国人都感受到了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也让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得到了提升。
中新社记者：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到“让文物活起来”；从一系列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法律法规的完善，到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的健全。十年间，中国普通百姓从文化事业的发展中，有什么切实的“获得感”？
张颐武：国家对文化事业高度重视，并提供大量支持，向中国百姓分享文化发展成果，为百姓能够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素质提供了良好条件。
像“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与“让文物活起来”都是国家支持的重大项目，目的就是要把“中华民族从哪来”的问题搞清楚，让中国民众对中华文化有更深入的认识。特别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过大量考古发掘，让地下的文物和地上的文献互证，使得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的基本脉络已经比较清晰。
“让文物活起来”则是社会给普通公众提供分享文明成果、了解历史传承的机会。现在全国有6000多家博物馆，还有许多文化馆、图书馆等，公众分享文化成果的机会更多了。优质文化资源的传播，让大家更方便地体会到了文化对自己的作用。
另一方面，在互联网建设中开展了一系列普惠的重大工程。特别是新冠疫情发生后，大家会发现通过网络贴近中华文化、与文化对话的机会更多了。网上有丰富的文化资源，5G建设扩展到农村，农民们也能更快享受到文化发展成果。
同时，一系列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如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以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等，都提供了很好的文化供给。
近年来，古田持续加大对古田会议会址等革命旧址群的保护与利用，传承红色基因、坚持绿色发展，推动乡村振兴。资料图为2021年6月7日拍摄的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中新社记者 张斌 摄中新社记者：近年来，“考古热”“博物馆热”“非遗热”“诗词热”等蔚然成风，国潮、国风成为新时尚。这十年间的文化发展具有哪些特点和积极意义？背后原因是什么？未来还有哪些文化产业领域有成为新国潮的潜力？
张颐武：这些年来的“考古热”“博物馆热”“非遗热”“诗词热”，其实都是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标识，让年轻人对中华文化产生更深入了解的冲动，满足自己与民族历史亲密接触的强烈愿望。
新文明的创造要和传统文化紧密连接。为了让年轻人传承传统文化更没有障碍、更容易接近，文创产品是非常好的创新亮点，许多博物馆推出的文创产品都受到年轻人的喜爱。另一方面，《中国诗词大会》等一系列节目的播出，也让“诗词热”“考古热”在日常生活里发挥了作用。
互联网的发展为文化交流传播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比如热爱汉服、热爱各种传统文化的年轻人，他们通过很多网络社群来关注传统文化，这些都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从未来发展来看，传统文化的传播会有很多新的局面，包括未来在元宇宙里传播传统文化等。再如时尚产品领域，像球鞋的设计，这些年来都出现大量传统文化元素。
许多人已经自觉把传统文化的精神融入到产品和日常生活中，这些都会为未来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坚实基础。“新国潮”为文化提供新的可能性，最终也会成为优质的文化资源。
国潮的发展正在方兴未艾阶段。国潮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下来的宝贵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变成新时代的新东西，也就是以古为新。这样，我们民族的深厚根基才能够不断在老干上开新枝。
中新社记者：近十年来，中国文博行业发展取得了哪些成果？未来将如何创新、发展，不断推陈出新？
张颐武：中国文博行业发展势头良好。一方面，一些重要的博物馆不断创新，比如故宫成为网红打卡地，故宫文创产品也非常流行；另一方面，十年来新建了很多博物馆，比如中国工艺美术馆这样的新馆非常吸引人，还有一些民间博物馆也有很好的发展。
现在几乎每个去旅游的人，到达一地后就一定要去参观博物馆。这样的情况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各行各业的人参与到博物馆行业，例如义务讲解员等工作。博物馆收藏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文献，起到保护作用；博物馆又将这些文化瑰宝传播出去，起到传承作用。
图为《乾隆题“五经萃室”匾与“五经萃室记”围屏》。中新社记者 盛佳鹏 摄中新社记者：十年来，中国在非遗保护与传承领域做出了哪些努力？未来将如何推动非遗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
张颐武：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人”来传承，它和周边的社会环境、社区文化等紧密关联。十年来中国在非遗保护方面做出重大努力，可以说为全人类的非遗保护做出巨大贡献。
一方面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这是文化传承非常关键的部分。比如现在中国有300多种传统戏曲，戏曲不是文献记载，要靠人来传承。目前300多种戏曲都有人来传承，通过人传承下来，才不会让传统文化流失。
另一方面，年轻人对非遗文化的兴趣增强了。有关爱者、传承者，文化才能够生生不息、活到未来。未来在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中，非遗文化仍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
中新社记者：新冠疫情和防控常态化塑造了哪些国民文化生活中的新形态？又带来了哪些行业发展的新挑战和新机遇？
张颐武：新冠疫情是这几年来非常重大的事件。但在这段时间，我们的文化发展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新亮点、新趋势。其中一个方面是互联网文化传播变得更加方便、快捷，更能服务于每个个体，这是疫情带来的非常重要的变化。
比如一些戏曲演员或是一些县级剧团演员，他们都是非常好的非遗传承人，但因为疫情没办法线下演出。通过线上传播，也能得到很多跨地域观众、文化爱好者的高度认可。互联网发展为文化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支撑、助力。
因为疫情受到冲击的行业里，跟文化联系密切的旅游业是其中之一。旅游业也创造了很多新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让文化传播能走得更远。比如为周边游提供很多优惠措施，对推动文旅发展做出贡献。
现在来看，疫情虽然对文化发展有一定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是新机遇。当人们突破这些限制，便在新的领域里得到了很多新的可能性，以及新的发展路径。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颐武(右)日前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中新社记者：文化助力脱贫攻坚在哪些方面获得了成效？未来，文化领域可以为乡村振兴做哪些努力？
张颐武：中国的脱贫攻坚是人类历史上提升和改善贫困人口生活质量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文化助力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一方面，优质的电视节目现在可以通过“村村通”工程无障碍收看，5G的普及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助力。另一方面，乡镇的文化中心建设，对于农村的文化水平提升有重大影响。农村人口在物质上告别贫困的同时，在精神上也得到了更多的享受、升华。所以，未来包括文化馆、群众艺术馆以及博物馆的建设，都会进一步下沉到农村。
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利用，国家投入了大量的建设资源，令许多乡村获得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以文化特色推动乡村旅游，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部分。
其实乡村振兴与文化发展是互相扶持、互相支撑的关系。乡村振兴让中国农村焕发活力，让我们的乡愁有归宿；而弘扬中华文化精神的同时，乡村经济也得到了发展。
中新社记者：在推动中国文化出海时，更应注重哪些方面？
张颐武：十年来，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对于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向全球传达中华民族声音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过去中国文化出海往往是在精英领域或是比较小的领域传播，现在则在大众文化传播层面也有很多成功范例。
资料图：2021年9月7日，北京，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上的故宫角楼巧克力月饼吸引观众。中新社记者 易海菲 摄比如中国网络小说，在全球吸引了很多爱好者；中国影视作品在非洲和东南亚等地，有非常固定的受众群体。这些文化作品对讲好中国故事发挥了正面作用。
未来在推动中国文化出海时，传统渠道仍将发挥作用，比如在海外华人间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化中国·四海同春”，将继续发挥其影响力与凝聚力。同时可以借助新媒体力量扩大海外传播影响力，比如大家津津乐道的“李子柒现象”，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传播取得的坚实成果。
另外，在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如何适应当地受众需求，令其更容易体会到中华文化魅力，我们还需要做更多努力。
东西问｜周俊：如何向德国读者讲述黄鹤楼故事？****** 中新社北京1月5日电题：如何向德国读者讲述黄鹤楼故事？ 作者 周俊 德国明斯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国际友城关系既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间外交的重要载体。友城关系亲不亲，关键在民心，深入推进友城间的民心相通是新时代中国民间外交的重点议题。讲好城市文化故事，是打破文化壁垒、深化他国民众对城市及所在国家认知，促进民心相通的有效途径。 将“讲好中国故事，促进文明互鉴”聚焦到讲好城市文化故事，是我们的工作创新点。我们与武汉合作，将“黄鹤楼”和伯牙子期知音故事这些武汉特有的宝贵文化资源，置于人类共有精神财富的坐标系中，指出其世界普遍文化意义。我们重新创作出版了德文版《黄鹤楼》和《知音故事》，这也是德国市场推出的第一个中国城市故事系列。这两部作品的问世受到德国政界、企业界、文化教育界、环保界好评。如德国垃圾分类之父、环保行业协会主席哈仁康普所说，他从《知音故事》中看到的不仅是伯牙子期因音乐留下的千古佳话，还看到了中国在治理生态环境中发出的、寻找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呼声。他希望能携手中方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共谱知音合作新篇章。  德语版《知音故事》的封面。受访者供图挖掘文化，科学调研 用创新方式讲好城市传统文化故事。城市传统文化作为城市的“魂”与“根”，既是城市故事素材取之不尽的源头活水，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我们将创新国际传播方式融入到讲好城市传统文化故事中，达到好的传播效果。 诚如德国市长协会(该协会有3000多市长会员)主席马库斯·乐为所说，《黄鹤楼》和《知音故事》是他担任市长协会主席以来看到的第一本来自中国的城市故事书，一个城市没有文化故事，相当于一个人没有灵魂。他说，从长远来说，德中城市双边关系的主旋律，应该是文化交流、文明互鉴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信任机制。仅建立在经济合作上而没有文化的交流是短期的，不可持续的。  德语版《黄鹤楼》的封面。受访者供图采用科学手段和方式，对传播对象和市场进行基础性调研和应用型研究。马克·吐温曾说过，“给你带来麻烦的，不是你不知道的事，而是你自以为知道、其实错误的事。”在国际传播中也存在这种因为不做市场调研对受众市场和群体认知偏差及不足的情况。如何将调研决策制引入到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黄鹤楼》，多数中国人通过崔颢和李白的诗词认识了解黄鹤楼；但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德国是童话之乡，德国大多数城市有童话故事，所以我们重新将《黄鹤楼》改编成童话故事，很受欢迎。我们采用图书出版的形式，也是经过市场调研，发现德国人喜欢读书，而图书市场关于中国的书很少。  湖北武汉黄鹤楼景色迷人。赵广亮 摄通过调研，我们也发现不少影响城市品牌传播的问题，如城市标识和城市品牌的脱节：很多人知道大熊猫，但不知道雅安；德国有龙舟节，但很少人知道龙舟和宜昌、汨罗的关系，多数人不知道屈原的故事。引入科学调研决策制，对传播市场和受众做了科学调研，就会发现传播瓶颈和问题，寻找到解决方案，找到最佳传播方式、渠道和最有效传播路径、传播人群，而不是仅仅依托媒体单一渠道——尤其在深化传播方面，立体多元的传播方式尤为重要。  德国柏林动物园内的大熊猫双胞胎“梦想”“梦圆”与母亲“梦梦”。大熊猫是中国对外交往中的“友好使者”。彭大伟 摄不止翻译，久久为功 国际传播不等于翻译，翻译不等于国际传播，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市文化国际传播不是简单地把原文翻译成外语，而是需要收集整理加工、进行创造性转化发展、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挖掘。 德国格林童话故事流传世界受到喜爱，是因为格林兄弟花费毕生精力收集整理民间故事进行重新创作。目前中国城市不少优秀的传统文化故事，多处于原始状态，需要进行加工整理再创作。《黄鹤楼》和《知音故事》德文版的创作过程，正是在不改变原意的条件下，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发展、挖掘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同样，作品在海外市场翻译了德文，也并不等于做了国际传播。如二十多年前鲁迅作品被译成德文，但鲁迅在德国还说不上家喻户晓。2019年，德国杜塞尔多夫和中国绍兴联合举办过“鲁迅与海涅——大师对话”活动，我发现鲁迅在德国的影响力不能与海涅在中国比。作品翻译出来，如果不推广传播、走向社会、走向民间，只会停留在象牙塔内被束之高阁。  某展览展出的《鲁迅手稿全集》等图书吸引市民。赵文宇 摄可持续性传播奖励机制的建立。文化推广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制定系统的推广传播战略，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因此需要建立相应激励机制，让传统短期断层的传播方式向长期可持续性转型。 就像中国驻杜塞尔多夫总领事杜春国对《黄鹤楼》和《知音故事》模式的总结：久久为功，善作善成。《黄鹤楼》和《知音故事》之所以在德国慢慢产生影响力，是因为德文版出版后，每年寻找新渠道做深度传播，从进入学校、图书馆、书店，到参加中国节、龙舟节等民间活动，再到作为首部中国作品入围登上国际母语节的舞台……没有一系列的后期深入推广，不可能产生深刻影响力。 国际传播不是在海外每年参一次展，做一次推介就够了，这也违背文化传播规律。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需要不断深化可持续性推广。所以在评奖机制上，要鼓励做深度推广，不仅仅评选年度最佳传播奖，更要激励优秀作品的可持续性传播。 对接产业，创新思路 发挥城市文化传播在城市国际化建设中的功能和作用。不少城市把国际传播等同于在外媒发新闻稿，没有与城市国际化发展所需的产业链进行对接。我们在《黄鹤楼》和《知音故事》的传播试点中，对精准传播对象采用定量和定性的调研传播方式，在武汉大学城的国际化建设、德国环保高新技术产业链的对接、高端人才的引进等方面收到德方积极反馈，提出加强与武汉的创新务实合作，取得良好传播效果。 我们发现，创新城市文化传播是城市招商引资、招才引智的金字招牌。尤其疫情初期，在世界抹黑武汉的舆论旋涡中，我们凭借两部作品的影响力，在德国狂欢节上推出第一也是唯一支持武汉的花车，为武汉去污名化，消除偏见误解，携手共同抗疫，也为武汉疫情后国际市场复苏发挥了一定作用。  2020年德国明斯特狂欢节上，“一号”游行花车两侧贴有中德文“武汉必胜”标语，为中国、为武汉加油。彭大伟 摄一线工作的国际传播者，如果思路和方法不创新，很难把城市文化传播出去。《黄鹤楼》和《知音故事》不仅积极推动两个故事走进德国民间，而且计划推向全球。(完) 作者简介：  周俊，博士，德国明斯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湖北大学客座教授，德国明斯特地区记者协会副主席，德国城市电视台联盟中国顾问，知名社会学家，社会活动家和资深媒体人。长期以来从事德中城市管理对比研究，中国城市品牌国际策划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 2004年拍摄德文版纪录片《汉斯在武汉》，创作出版德国市场第一个中国城市文化故事系列《黄鹤楼童话故事》和《知音故事》，受到德国各界一致好评，并作为案例入选2021年出版的智库文献《中国国际传播发展研究》。在中德文化交流中的创新实践和贡献曾受德国国家电视一台、电视二台、西德电视台WDR、RTL、SAT1、PRO7、N24、《图片报》、《威斯特法伦新闻》、《明斯特日报》和广播电台等德国媒体采访报道。
|
